备受关注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终于揭晓。张平的《抉择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王旭烽“茶人三部曲”的前两部《南方有嘉木》和《不夜之侯》获奖。茅盾文学奖因其奖项规格之高以及往届评选曾引起种种风波，更使其蒙上神秘而神圣的色彩。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获此殊荣，会有什么感受呢？
对于《抉择》，它产生的影响以及改编成电影所获得的轰动效应，使人们无形中感到它的获奖是在情理之中。记者采访时张平正在外地出差。他说：“说实话，兴奋的背后，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和忐忑不安。其实在上一届‘茅盾文学奖’的评奖中，我的另一部作品《天网》在最后五部的角逐中，因差一票而落选。当时在感到遗憾的同时，多多少少曾有一些失落感。这次相对上次来说，心情要平静多了。因为《天网》吃过官司，心里很想让这部作品得到更多的承认。虽然这次获奖了，但我始终认为，在中国当代的作家和作品中，我只是其中幸运的一个。许许多多的作家和作品，要更深刻，更优秀，更精致，更重要，也更有震撼力。获奖并不意味着一个作家的作品更能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。历史上有很多作品获过大奖，但现在已很少有读者还记得它们了。评委们之所以把选票投给了我，我想更多地是对我的这种创作方式的关注和鼓励，希望我能在这条创作路子上写出更好一些的作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获奖对我只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更难更需要下功夫的事情还在后面。获奖是重要的，但同获奖本身相比，固守一个作家的基本立场则更重要。我当继续努力，争取获得更大范围的关注和承认。”
获奖后的张平会有新的追求或主张吗？他说：“从《法撼汾西》、《天网》开始，我沿着贴近现实、近距离表现生活和创作的路子，已经坚持了十多年。而后从《孤儿泪》、《抉择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对面的女孩》一直走到今天。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。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，那种与之相伴的创作欲望、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始终没有低落。我觉得生活中可供挖掘的创作资源是如此之丰富，生活本身又是如此之深刻，所以对现有的这种写作方式我还想继续保持下去。我想在我们中国的作家中，应有更多一些作家去关注现实，关注改革，关注当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。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想同社会的生活保持距离，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永久流传，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。我说过，近距离地表现生活和对生活保持一种评判的态度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面对这种代价，面对种种的质疑和非议，我觉得只要我的作品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有所促进，即使再艰难、再沉重，也值得。如果说在获奖后是否会有新的调整、新的追求和主张，那就是我会争取让我的创作方式更理性一些，更深刻一些，尽可能地更艺术更精致一些。在竭力使自己的作品保持对社会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同时，能借鉴更多的大家认可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，以使自己的这类作品能避免粗糙、艺术性不足的缺陷。但一部直面现实，近距离表现生活的作品，如果既想保持强烈的感染力、震撼力、冲击力，又想保持一种细腻、精致和深刻的艺术性，这确实非常难非常难。我会尽力争取二者的统一，我会努力地去争取。但如果二者发生冲突时，我更多地会选择前者。即使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，也只能认了。”
第三次打电话给阿来时，他才得以接受采访。自从得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后，采访阿来的媒体不断。我们从网上的一则消息谈起，那则消息的题目是：阿来做好落选茅盾文学奖的准备。这句话同时可以理解为：阿来已经做好了获奖的准备。阿来解释说，本来前后并非同一个话题。因为初选的结果他是全票，自然有人问他得奖是否没问题了？阿来说：“去年也是全票，但未必得奖，我有落选的思想准备——就这么简单。有些媒体报道是很可怕的，把前边掐掉，后边掐掉，孤零零只留一句，特别显得我自作多情，或者对奖项不满。”
阿来说：“关于获奖，当然我肯定高兴。喧喧嚷嚷几天就过去了，该干嘛干嘛。实际上现在我也是该干嘛干嘛，只不过多接几个电话。”
其实，作为作家，高兴的不仅仅是得奖。阿来说：“我最高兴的是写完一部作品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尤其是《尘埃落定》，写得很轻松、很酣畅淋漓，写完后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其间有很多高兴的事情，写完后高兴，出版了高兴，出版后通知加印又高兴。出版社、作协通知我这本书送去评选，我高兴，媒体透露初评得了全票我也高兴。有次我打了个很不恰当的比方，有点像结婚，入洞房当然高兴，但是更高兴的是第一次拉手，第一次KISS的时候，我更看重这个过程。”
获知这个消息时阿来正在南京全国书市上。他是两本杂志的主编，要推销自己的杂志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细想。真正高兴是他回到杂志社以后。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杂志社率先给他8万元的奖励。他说：“不在于奖励，主要是所有的同事不断地分享成功，买了鲜花，酒瓶一打开，就有感觉了。如果只是打电话祝贺，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。成功需要分享，要有气氛。那天晚上我喝高了，平时都是我自己开车，喝到最后是他们送我回去了，无论如何不放心我，送我到家后怕我事情多再跑出去，又把车钥匙拔走了。车钥匙和家门钥匙放在一起，回到家我才发现自己进不了门，结果又跑到宾馆住了一晚上——大家都有高兴的事儿，遇到高兴的事儿也就这样。”
下一步会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？阿来说：“我的写作也没有特别停顿过，过去不是高产作家，将来也不会是高产作家。有些事情你会觉得很遥远，包括得奖，没有真实感；但创作方面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录入，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坐在电脑前，断断续续写了七八个月，这对于自己是很重要的体验。很多情景到现在还是很鲜活的，而且永远鲜活。”
关于获奖后的情况，王安忆没有阿来和王旭烽富有戏剧性。朋友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时，她正在家里。“这部作品出版四、五年了，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，当然听了也是非常高兴的。当初得知作品入围时也比较平淡，因为当年好像也是入围了，又被刷下来，我的这部小说和政治要求还是有段距离的，所以听说获奖后我感到很意外。”
王安忆的写作已有20年时间，尽管她以短篇起家，但从1986年起不再写短篇，更多地写作中篇，近两年又重新写起短篇。她觉得写短篇比较像磨刀，对技巧要求很高。“短篇的限制很大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不像长篇，可以评价这一部分好，那一部分不好。”
《长恨歌》之后王安忆还写了很多小说，如《我爱比尔》、《富萍》。写作对王安忆来说不带任何色彩，她说：“获奖后一切都照常进行。我觉得得奖很正常，也是我这么多年来认真写作的回报。”，“这20年我一直在写，而且是认真地写，我对这点还是满意的。当然我很尊重这个奖，也感谢这个奖，这是对我写作的肯定。”
王安忆正在写读书的文章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“很严肃的书评”，年底交稿，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至于下一步的写作计划，王安忆说：“我还是按我原来的计划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奖就增加什么。听你这么一说（指其他获奖者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），我倒希望有什么奇迹发生。近两年写的短篇小说跟往年相比还是比较成熟了些，语言锻炼上比较简朴。现在看《长恨歌》的语言密度大，华丽漂亮，最近的短篇小说渐渐地接近我理想中追求的简朴风格。好的故事都是简朴的表达方式，比如沈从文的小说都是简朴的。我总是很努力地写，没有一点幻想，认真地观察生活，积累素材。读书也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培养审美，同时还要多写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如果有一段时间放弃写作，再提笔时肯定感到很生疏。所以每天都要像磨刀一样打磨一下。我一般是上午写作，如果写得顺手的话，下午再写，但不会写得太晚，早睡早起，特别像农民。”
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揭晓，对于浙江人来说尤其高兴。因为作为茅盾的故乡，终于有人问鼎茅盾文学奖。获得此项殊荣的是浙江省文学院副院长、国家一级作家王旭烽。
电话那头的王旭烽，语气平和热情。在一个周末的雨夜听她娓娓道来，像品味上好的西湖龙井，清淡而意蕴悠长。
谈到写作《茶人三部曲》的原因，王旭烽说：“我曾打过一个比喻，这部表现茶文化的小说像一个历史的绣球责无旁贷地抛在我身上。如果不去茶博物馆，如果没学历史，如果没写过小说，这部作品可能就不会存在。”
三部作品的时间跨度比较大，写了从1863—1998年底的故事，第一部写共和的诞生和帝国的消亡，第二部是抗日战争，第三部是文化大革命，一共130万字。这是王旭烽写得最努力的小说。她说：“写的过程中我的案头放着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日瓦格医生》，一本是《水浒传》。我的心目中有个标准，就是向这些作品看齐。
王旭烽一向对语言非常重视。她说：“小说中我用了三种语言，一是大篇幅地使用成语、诗词，追求像工笔般的简练和细致；二是尝试了吴越方言，所以杭州人读起来特别亲切；三是欧化的长句子，尤其是展示内心世界和抒情的时候，母语不够用，所以补充用欧化的语言加以体现。这三部小说全是朗诵下来的，每部都改了五遍，一般是写完朗读一遍，像筛米一样，筛掉所有多余的词。尤其是副词。”
最初得到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时，王旭烽正在女子监狱里体验生活，她在会议室里跟犯人座谈如何办报时，省作协就派人来宣布了。“作为茅盾的故乡，浙江从未有人获过茅盾文学奖，所以上上下下都很高兴——故乡人对茅盾总算有了个交待。在场的作家、警官、犯人都站起来鼓掌向我表示祝贺。我感到有些意外，但是一直比较平静，在那种环境下也不可能欣喜若狂。而且我这种性格，学的是历史，磨炼出来对一切事物冷静理智的态度。在监狱里待了几天，还写了一个专题片，回来后又陪着外省来的作家玩去了，只和几个文学院的朋友小聚了一下，也没吃饭。总之一切都没什么改变。至少目前我一直在忙工作，回来后马上看稿，过几天去浙南参加青年作家对话的会议。”
王旭烽说：“我的获奖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我不是天才作家，还是靠大家的帮助，读者的厚爱，还有评委的理解，是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给予我的，不是我个人特别怎样。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比我写得棒，我依然还在学习的阶段。”
王旭烽有一个想法，从《茶人三部曲》开始，以杭州为题材作为自己今后文学创作的定位。接下去她可能接触篆刻领域，也可能休整一段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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